我坐在望京医院骨科的病人等候区里，思考着稍后该如何向医生描述我的膝盖所发生的情况。
三周前的一天，一位做户外领队的朋友问我是否想和他一起去爬山，我很高兴地接受了邀请。
上一次如此认真地约好去徒步，还是七年前，刚来北京找工作的时候。徒步的理由很简单：时间多；对香山早已心仪已久；同伴告诉我，他经常在那里锻炼身体，跑得快的话，半个小时就能走一趟。
半小时还没到，我就开始抗拒整个活动，先是心肺，然后是腿，最后是全身的细胞。我不记得自己花了多久才到达山顶，也不记得象山公园到底有没有山顶。我只记得一路上我都在问自己：“为什么要这么做？”
问自己为什么要做任何事情，是受到张炜的影响，他的另一句名言是“只要你愿意放弃，没有什么是困难的”。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有在北京爬过山，除非是为了看鸟。即使我背着望远镜，我也会气喘吁吁地问自己，那些鸟真的值得吗？为什么要这么做？
三周前，经过米普利老师又一段时期的强化训练，我对“户外运动”变得乐观起来，爬山的邀请不再是一个令人讨厌的负担，而是一种及时、可预期的自我验证，尤其是当同伴们说“放松一下，走一走”的时候。
那么，这有多难呢？
我们约好在北安河站见面，那里就在六环路边，远离了我们以前早起观鸟的那些人迹罕至的地方。16号线摇摇晃晃地开到站，我睁开眼，发现车里已经挤满了穿着类似衣服的户外爱好者。我们朝大觉寺方向行驶，人群轮廓不断清晰起来。
大家都是被这条叫做“三峰”的路线吸引到这里来的。三峰之所以叫三峰，是因为它连接了三座海拔刚过一千的山峰。如果仔细观察不同人的装备，就能发现这里活动的细分。他们大多是背着背心一样背包的越野跑者，他们的姿势和动作和背上的背包一样轻盈。也有一些像我们一样的登山包，存在感比前者强很多，里面装着半天的口粮，饮用水也更多，说明路程更长。很少有人打扮成游客。此时的我，并没有意识到这样的画像意味着什么，或者说，拒绝去想。
同伴从包里拿出一双登山杖递给我，说能帮我减轻不少负担。我似懂非懂地接过，用笨拙的方法“把登山杖的绳子从下面穿进去，分散拇指根部的受力”。之后，每次出发，我都会这样研究如何正确地系登山杖，就像自己在幼儿园时被系鞋带的问题难倒时一样。
“别担心，我们只要放松就行了。”同伴鼓励道。
“闲”在新的语境下有了新的含义。在停车场外的水泥路上走了一小段路，我们就经历了翻石头、走铁路、钻过拦网等非常规操作。但随着走的人越来越多，再奇怪的路也是路，尤其是培训师的步伐又快又有力。还没等我们来得及怀疑，就被从还能看见的山脚推到了不知道在哪里的山上。
山西虽然有太行山，但我小时候从来没爬过。印象最深的一座山，是离家不远的一个公园里的一个小土坡。土坡上铺着整齐的石阶，两边栽种着松柏，不时摆放着长椅，山顶上还有摩天轮。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，那就是从城市里看，真正的山是什么样子的？
山真是一座山，每一步都是向上，顺着前人走过的路，利用石头的拐角或者某处的塌陷，寻找下一个安全的落脚点。对于我这种不熟悉山路的人来说，全程的专注力丝毫不亚于玩一场横跳游戏。同伴提醒我注意沿途的植物，有的形态奇特，有的散发着美妙的香气，但一切感官反馈都被大脑屏蔽了。我不仅后来才意识到山的美，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心率已经飙升到了170，还沉浸在反复做重力功的运动中，一点也不觉得累。
“我们很快就要到达英雄之丘了。”很有意义的预告。
“英雄坡”与其说是一个具体的地名，倒不如说是人们对某条路的褒扬（或者是爬上某条路后对自己的褒扬）。所以无论爬哪座山，在最陡峭的地方总能听到“英雄坡”的名字。幸好我爬山不多，从没遇到过“英雄坡”，反而以无畏的心态爬上了最难的一段。新手保护阶段到此结束，小腿开始发软，头部有些缺氧。过了“英雄坡”之后的平民攀登，比之前的每一步都需要更多的英雄气概。
让我坚持下去的动力，是同伴告诉我，在离山顶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可以休息的茶棚，还有冰可乐。我从来没有像在山上一样渴望一瓶冰可乐。在手机信号和交通都无法到达的山里，那瓶焦糖饮料不仅浓缩了现代食品科技，也浓缩了城市生活能留给一个人最美好的思绪。茶棚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，既有山风，又有冰可乐！与之相比，海拔1200多米的罗波堤北角就显得平凡了，只有一丛疯狂生长的灌木成功掩盖了人类登顶的一切痕迹，还有一只白头鹎（当你爬上1000米，发现望远镜里的鸟和你从一楼窗户看到的是同一只时，你会感到有些不甘，“为什么是这个？”）。
可能是那瓶冰可乐给予的能量，爬上三峰之首罗波底北峰后，我们便没有过多犹豫地向着第二峰羊台山走去。此时距离出发已经过去了四个小时，正值正午，但山里的阳光并不晒，路两边的鸟儿大概也是这么想的。于是，我们在肉眼可见的范围内碰到了一只红雀（很有可能是中华红雀），在鸟语老师能听见的范围内遇见了一只远东树莺。后者是我的新宠，有着独特而张扬的叫声，在之后的路程中一直响个不停。第一次爬升1000米当然值得铭记，但这一天更应该被称为远东树莺日。
我的领队朋友非常负责，确保在山上每个美丽的地方都给我拍照。我们还绕道去了三界碑，那是海淀、昌平和门头沟的交汇处。
“也只有北京这样的特大城市，才能有这样的纪念碑。”我开玩笑地说，很想笑，因为这三界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。
这种自娱自乐的想法随着地势的下降也渐渐消失了。
我们的计划是爬完阳台山后再找下山的路，考虑到这是我第一次对抗三峰，只能量力而行了。经过某个陡峭的台阶后，我的小腿一弯就开始疼。这个症状有点难以描述，因为我对运动医学的了解几乎为零。要我准确描述疼的位置和程度，就像用祖鲁语重复狮子王的歌词一样困难。这时，我的运动手表在连续不断的测量工作中没电了，我生平第一次通过运动把它耗光了。没有手表，我失去了对空间和时间的判断。反正这是一座看不到人、找不到信号、路都快被野草挤掉的山，要是停下来，我真的就成了山里人了。
我运用不亚于水平跳跃游戏的专注力，利用手臂和上肢，依靠登山杖支撑下半身下山。每一步下落都考验着身体的协调策略。有时候我会失败得很惨，好像肌肉无力，差点摔倒。有时候我会成功得非常好，几乎没有疼痛感，但成功也很短暂，因为众所周知，一个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个下坡。
因为太专注，所以没时间去想其他问题，比如下山路上到处都是千足虫，额头附近盘旋的蚊子（要是平时我会跳起来尖叫，但这次太好了，连跳都跳不起来），也没时间去后悔当初为什么不趁势而退。
“何必呢？”直到天色快黑了，我终于走出山外，路两边树上的杜鹃又开始鸣叫，我才想起爬山时总说的这一句话。不爬山，就不会让体力像运动手表的电池一样被耗尽，也不会在刚步入中年就面临膝盖危机。但跨越1000米、新榜单+1这两个数字，已经足够安慰我了。毕竟，我已经是个凡事追求量化结果的中年人了，功利一点，心里会好受很多。
两周前，我到沁源看棕颈雉，听从村民建议，爬了1000米的山路，但刚上山就下起了雨，为了防止体温过低，我只好躲在山顶的钟里。结果，一只棕颈雉也没见到。休息了一周，本以为已经完全康复的膝盖又开始疼了。这个功利的中年男人对这次旅行感到沮丧，几乎放弃了观鸟。
一周前，抱着不幸只是个别事件的信念，我满载出发，一改形象——负重徒步，再次踏上三峰连峰的路线。登山时还好，但经过第一次短暂的下山，膝盖的不适感便来了。这种隐约的疼痛，像是乌云密布，又像是胃里躁动的细菌，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让我苦不堪言。露营一夜后，我的腿根本无法弯曲，清晨想看的鸟儿，也只闻其声，不见其踪影。一瞬间，仿佛回到了沁源。回程真是一场噩梦，每次弯曲膝盖，我都要做好心理准备。同伴们看不惯我这般惨状，便在茶棚为我叫了车。啊，神奇的茶棚，我的腿还行，可我却苦不堪言。
回程的司机是一位健谈的当地人。
“你们是来山里玩的吗？今天晚上就在山里住吗？在山里住着舒服吗？”
我其实一直不明白，你们为什么每个周末都要跑到山里去，为什么要跑那么远去睡觉、吃饭，然后又回来？”
像你这样的人，说白了，你知道你长什么样子吗？‘乞丐’。我有一个亲戚，好多年前，突然说要讨饭，就从你刚上车的地方往北走，搭车，去了东北。晚上就露宿在外，饿了就向别人要饭。我们找到他的时候，都认不出来他了。”
虽然我对户外运动不太了解，但这种向往自由的精神听起来还挺户外的。所以我反驳道，
“你老是给别人打工，那不是等于乞讨吗？”
“好吧，我已经有工作了，何必再费心呢？”
最后司机好心把我送到了麦当劳，在等待同伴下山的间隙，我吃到了城市生活留给人类的另一种美味——麦旋风，同时也治疗了一下膝盖。
这就是来龙去脉。
我面对医生的时候，把以上的经历都藏在心里，最后只能说：“是的，连续爬了几座山。”医生听后笑了，表情好像在说：“好，又来一座。”然后下意识地问我：“你怎么突然想到爬山了？”
我觉得这时候说“何必呢”未免太无趣了，于是我什么也没说，只是对医生露出一个中年人的意味深长的苦笑。
最后运动医学科医生给了我两个建议：①可以上B站找膝关节术后恢复训练，跟着动作练股四头肌，受伤的几率就小一些；②不要太沉迷于当失败者。
我想想，这不还是在讨论一款横版卷轴游戏吗？
☝️山中隐藏的洞穴，使用炸弹箭在空中用滑翔伞打开洞穴，获得登山服和红色卢比。
最后我点了一首歌叫《无结果》
对于正在抗击衰老的中年人来说
包括我自己
是的，我单方面宣布这首歌叫《无结果》
咕咕
